【职教动态】关于职业教育,他们在2022年两会上这样说

作者: 时间:2022-03-16 点击数: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杨维刚“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人民群众的福祉”

3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杨维刚在驻地接受记者采访,就“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方向”建言献策。

杨维刚介绍,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人民群众的福祉。在就业层面,他提出应“化解对专科和职业教育的政策性歧视”,鼓励“各地政府部门、民营企业积极吸纳专科生就业。”同时,职教应坚守“战略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做到“提高质量”与“提升形象”并重。

所谓“战略意识”,就是坚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民生工程、战略性基础工程,不断增强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经济投入,把发展职业教育列入政府民生工程和财政重点工程当中;“质量意识”,即切实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由低端向高端转型,由“增量”向“提质”升华,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开设职业本科教育,推进职教高考改革。同时,面向社会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纵深化的高质量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畅通人才成长通道,推动职业教育成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类型;而“服务意识”,就是要求职业学校坚持根植产业沃土,为产业发展赋能,为社会发展服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建设,不断发挥领航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建议积极探索“普职融合”发展新模式

‘普职分流’被很多家长认为是‘普职分层’,学生在中考时就被‘分层’乃至‘淘汰’到中职,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看作‘低人一等’。”

胡卫表示,这会令家长充满“普职分流恐慌”,进而加剧中考竞争,严重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双减”目标的落实。“普职分流”演变为“普职分层”,令很多中职校的师生对中职的认可度日益降低,也直接影响了中职的办学质量。

因此,胡卫建议积极探索“普职融合”发展新模式。

逐步把更多高中办成综合高中,同时在每所高中学校开设普高课程和技能课程,并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

逐步推行综合高中学分制教学,将来对高中阶段在校生 “普职相当”的要求,可改为要求综合高中开设普通学术性课程与技能课程的比例要大体相当。

稳步推进普高与中职合并重组。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先行先试,推进现有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的合并与重组工作,加快发展新型综合高中。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建议,在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两个教育体系之间建立互认标准的教育评价体系,以进一步推动普职分流

许进看来,由于教学质量不高、学历受歧视等原因,职业学校往往成为学生及家长不愿意接受的选择,这很不利于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当前我国就业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实际上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依然缺口很大。”许进表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一些新型与高端制造业企业对技能、素质的要求更高,拥有一技之长的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

他建议,在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两个教育体系之间建立互认标准的教育评价体系,以进一步推动普职分流,“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打通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两个教育体系,让孩子们有更多选择机会,而不是千军万马都去挤高考这个独木桥。”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如何突破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瓶颈?苏华建议,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要协同育人,中央财政和各省市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地方院校向职教本科学校升格、向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的经费。

苏华建议,稳步发展职教本科,促进应用本科转型。扩大职教本科规模,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加快推进地方普通本科学校向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积极鼓励独立学院转设,建设一批职教本科学校和应用本科学校等。

深化职教高考改革,畅通人才上升通道。完善“知识+技能”考试办法,将职业技能考试成绩权重提高到50%以上,职教本科学校和应用本科学校应直接面向中职学校招生。职教高考本科招生比例应逐年提高,在关键领域,实施“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培养计划,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力度。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落实企业和学徒补贴政策,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和相关税费政策等。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建议提高中职校长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少中职校长是从普通学校或者教育行政岗位转岗而来,培训的机会过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提升,培训也缺乏专门机构支持。

职业学校校长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戴立益说:“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中职校长从来没有参加培训的机会,即使参加培训,更多是一些专题类的培训,如财务类的、安全类的培训,很少有系统的培训。更多时候是和普通中学校长一起培训的,培训缺乏针对性,尤其是针对专业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内容非常少。”

戴立益还发现,教育部目前下设“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则承担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培训的使命。目前唯独缺乏对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培训的专门机构。

因此,戴立益建议,应建议尽快成立国家级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培训中心,凸显培训的职教特色,“充分整合一流大学、行政部门、头部企业、基层学校的优势,建设一支高质量的职业学校校长的培训队瞄准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建设并培育职业学校校长培训的企业和学校等跟岗考察基地,建设职业学校校长培训的跟踪评估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人福医药集团董事长李杰建议打造普高和职校之间的流动通道,打破普高和职校之间一次中考定乾坤的壁垒

李杰说,回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录取率较低,工业也不够发达,中等职业学校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原因是就业有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学生愿意上普通高中,进而考大学。自1999年起,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高考录取率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逐步陷入困境。

对此,李杰建议加强政策宣传,营造家校共同关注教育氛围,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他建议,国家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让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成为人们心中偶像,也为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多渠道、多路径的升学和就业咨询通道,让家长和学生亲自走进职校体验,切实为家长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家校社共同关注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其次,他建议实施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双向流动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让那些具有研究型潜质,但成熟醒悟晚的孩子,即便进入职校就读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入普高,也让那些动手创新能力、具有高水平技能潜质的孩子,进入普高后觉得不合适,也能够自主选择进入职校。”李杰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韩鲁佳:加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韩鲁佳认为,如果说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短板”,农业职业教育更是“短板”中的“短板”。在《关于着力加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提案》中,她呼吁推动“农业职业教育法”立法。

在《关于进一步加大农机装备操作人员技能提升培训工作力度的提案》中,她提出,农机装备操作人员是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人群,应该划拨专项资金实施技能培训,针对性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免费和资助政策覆盖面。

在《关于优化国家公派留学资源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提案》中,她呼吁增设“国家公派农科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打破以个人需求为主的选派模式,实施自主、连贯、规模化的成建制定向选拔和派出,精准聚焦和服务乡村振兴人才。

韩鲁佳表示,应该统筹各方面力量,进一步聚焦教育投入、管理体制、教学质量、社会地位等难点、堵点问题,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取消对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让它真正成为我国人才成长的“第二赛道”。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教授谢德体:培育职业院校“走出去”国家品牌

针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还不高,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仍是短板,国际交流合作规模需进一步提高这一现象,谢德体建议,应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培育职业院校“走出去”国家品牌,要重点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交流合作,探索实施“一带一路”技能人才订单式培养。

谢德体指出,弥补职业教育国际化短板,就要加快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的路径,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加快国际合作,实现技能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加快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接轨,积极开发国际通用的课程体系,探索境外办学、线上教学。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快“升级换代”,由普通技能人才培养向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转变,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

谢德体建议,尽快完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完善高职院校“1+X”证书制度的内涵,建立健全高职院校对留学生招生专业的备案制度,助力非营利性民办高职教育与公办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让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职教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郑亚莉建议,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对已经升格或合并的职业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要支持升格,做强存量、做优增量,让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要明确“双高”学校升本是发展职业本科的主渠道。职业教育领域就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引发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应进一步明确“双高”学校升本,即“双高”学校升格和举办职业本科专业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这批学校办学基础良好、实力雄厚,类型特色鲜明,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郑亚莉表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也是发展职业本科的着力点。一方面,要坚持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方向,以培养高阶职业能力为导向,培养具有复杂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审辩式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专家型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要坚持服务至上、技术创新,增强服务行业企业能力。

郑亚莉还表示,要加快相关政策落地。当前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和法律已经完成顶层设计,关键是将政策落地,推动符合条件的专科职业院校升格或举办本科层次专业,做优做强职业本科院校的存量和增量。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则建议,完善社会流动政策,打破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城镇落户、各种晋升方面的歧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调查发现,30.2%的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职业学校。不能不承认,整体上看广大人民群众对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不高。”张志勇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社会晋升通道、社会保障政策不健全。

对此,张志勇建议国家从三个方面完善职业技能人才的社会政策。

一是完善技能人才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通院校与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小,促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做出接受什么教育的选择。我国与世界各国相比技能人才待遇偏低,国家应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

二是完善社会流动政策,打破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城镇落户、各种晋升方面的歧视。

张志勇指出,目前,从上升通道看,一方面,职业院校毕业生从中职、高职到本科贯通上升的路径不畅,家长对孩子未来升学的需求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升迁、落户等方面面临严重的学历歧视。

他认为,国家应将新增本科招生计划主要用于职业教育本科院校扩大招生,限期将职教本科招生计划提高到国家整个本科招生计划的30-40%。

针对有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招工中只承认985、211、“双一流”院校学历,一些地方对职业院校毕业生落户、子女入学等实施学历限制等导致社会上学历歧视的情况,张志勇认为,组织、人事部门应建立学历歧视禁止清单事项管理制度,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中凡是触犯禁止清单事项的,一律予以责任追究。

此外,针对“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医疗、退休待遇差距过大导致职业院校毕业生总体社会地位不高”的现状,张志勇建议,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技术工人与公务员、事业单位医保、社保政策并轨的步伐,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全国人大代表石聚彬: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对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石聚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普遍存在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现在公办教育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培养研究型人才,但是相关调研显示,学生中能成为研究型人才的仅占18%,另外的82%则是实用型人才。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低人一等”的偏见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大专”的想法根深蒂固。

二是职业教育存在着教育与企业需求“两张皮”现象。我国多数地方是在用普通教育的思路和方式办职业教育,基础理论讲得多,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少,许多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业率低,致使社会急需的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职业教育最关键的是培养实用型人才,职业技术学校不能千校一面,专业设置不能追求大而全,一定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紧密衔接,要办出特色。

三是政策赋能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动力不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兴办职业教育。但是由于法律责任不明确、激励政策缺乏,企业办学的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一些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无意提前介入技能人才培养,认为这是政府的事,企业只管用人,无需培养。一些已经举办职业学校的企业反映办学难,缴纳的教育费附加得不到返还,学校得不到财政拨款,导致难以为继。校企合作双方的责权利不够明确、规范,现有优惠政策不足以形成对企业的有效激励;学生实习的安全责任分担机制不健全,企业难以承担其风险;校企合作中没有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好处”,尚未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致使企业办学和参与职业教育的动力不足。

对于上述问题,石聚彬提议,要从引导树立正确职业教育观念、深化落实“放管服”政策,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办学模式和加大对企业办学的经费投入三方面入手,让政策与市场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推动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李孝轩:保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认为“相对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成本更高,投入周期更长,需要较高的投入强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当前,职业教育总体经费和生均投入均显不足,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李孝轩表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已占教育总投入的80%,职业教育投入的主体来自地方财政。而在全球职业教育体系最发达的德国,其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以企业为主、国家的鼓励性政策为辅,企业投入大约占65%~75%,政府投入占25%~35%。

“一方面优化财政性经费支出结构,另一方面出台符合当前国情的引导性、激励性政策,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职业教育,激发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应该成为优化当前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扩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重要手段。”李孝轩认为。

对此,李孝轩给出了三条建议:首先,财政部门应按照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的客观需要,科学测算各级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以及与现有投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为财政性经费投入政策、学费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等政策提供基础依据。

另外,明确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和比例,压实各级政府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主体责任,把“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和职业教育经费“三个增长”落实情况纳入《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执法检查重要内容,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投入进行督导评价。

全国人大代表姚劲波: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促进服务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向2022年两会提交书面建议“提升职业教育水平,促进服务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建议提出:

1.建立更加完善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系,由企业承担更多人才培养的责任

在办学体制上,强化政府统筹、行业指导的模式,深化企业参与,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责,推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围绕加快生活服务业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通过专业与岗位,课程内容与职业技能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紧密对接,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2.改革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教育质量评价标准

“以终为始”建立系统化的人才培养通路,在服务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以及实习范式的各个环节,紧扣服务业优化升级主旋律,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双向发展。改革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让企业、行业组织、职业院校、市场和社会等广泛参与,将用人单位及各方对技能人才培养的综合评价为最终指标。结合服务业特点,制定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管理办法,鼓励企业与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对于等级认定工作采取动态管理,接受人力社保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提质扩面。

3.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覆盖范围

结合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鼓励“互联网+职教”的新型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以更高质量就业为导向,突出能力建设,打破劳动者参加培训的户籍和地域限制,降低企业申领培训补贴的门槛,充分调动企业投身职业能力培训的积极性。通过专业的职业教育带动广大服务业从业者就业创业,为经济建设发展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将是职业教育今后面临的更高使命。

全国人大代表李全文“当前中国高素质产业工人的总体数量严重不足,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还不适应。他建议在全国各地组建至少一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学校”

中国兵器一机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全文谈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时直言,目前,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存在三方面的短板弱项

一是制造行业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还不能完全满足制造强国发展战略的需要,技术技能素质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二是高素质、高职称的技术工人数量明显不足,所占比例偏低,存在较大需求缺口,智能设备技术工人更是严重缺乏;三是尽管工人队伍整体文化素质、学历情况大幅提高,但相较于其他领域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李全文注意到,中国目前每年约有800多万高等教育毕业生,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更将首次突破千万。但此前毕业生进入工业企业的比例很低,首选为金融证券等非实体经济,其次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府机关等行政事业领域。

“这本来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在工业化后期必然产生的结果。”但李全文意识到,“制造业在中国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位置,过早的‘去工业化’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在他看来,在产业工人素质亟待提高的背景下,组建综合性职业教育学校等“组合拳”不失为好方法。

其一,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至少一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学校,保障当地技术人才需求。李全文认为:“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校良莠不齐,首先应整合职教资源。”

其二,国家应紧扣“卡脖子工程”和高端制造的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与紧缺产业需求密切相关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与未来产业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应用人才,重视建设新型产业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

其三,提升产业工人队伍能力和素质。李全文建议国家打破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之间界限,打破产业工人职业转换、岗位调整、职位晋级的限制,支持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放宽审批条件,保障产业工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加大财政补贴,建立健全技能评价体系,拓宽产业工人的发展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马玉霞:建议尽快打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马玉霞建议打破“天花板”,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中职是职业教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要尽快完善“职教高考”顶层设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满足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发展前景的期盼,从单纯“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打通中职学生的成长空间,为中职学生接受专科、本科层次的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让中职学生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

其次,打通“职教瓶颈”,加快充实高质量职业本科教育。全国现有职业院校9000多所,在校学生2900多万人,而职业本科仅有32所,且大多为解决院校设置历史遗留问题而设立的(如:河南有99所高职高专,仅有一所民办职教本科),高职学生成长通道的瓶颈问题十分突出。

此外,马玉霞认为还应该打破“身份壁垒”,创造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氛围。在就业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研究生考试等方面,让技能人才享受同等政策,在职业上有荣誉感、待遇上有获得感、工作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地位感,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提升职业教育形象,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国人大代表禹诚:建议通过普职融通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教师禹诚建议普通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教师互派、教研互通,加深彼此了解。 

禹诚介绍,武汉市开展名师工作室活动时,曾让义务教育教师去听职业教育教师的课。课后普通教育教师感叹: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中动手操作完成了非常复杂的项目制作,效果令人惊叹。

禹诚建议,普通教育阶段的《通用技术》课程可以由职业教育老师承担,或者利用职业教育的实习实训条件,开展普通教育学生的职业体验课,帮助他们找准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多一种选择。

除了在认识层面提高认可度,禹诚指出,国家相关部门还应该加大力度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职业教育升学考试和招生录取模式。“建议打通从中职、高职,到职业本科、职业硕士,甚至将来还有相当于博士的更高层级的教育上升通道。为学生提供丰富、全面的教育选择。同时,改革职业教育升学考试和招生录取标准,充分考虑职业教育属性特征。”

全国人大代表、宇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李光宇建议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打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

李光宇代表援引《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并介绍道:“中国将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东盟国家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一站’,东盟国家职业教育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比如泰国由于旅游业发达,接待国际游客经验丰富,像泰国斯坦福国际大学的酒店管理专业水平就很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双方非常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主要通过互派留学人员、建立教育培训中心、建立联盟和签署框架协议等方式进行。李光宇代表介绍道:“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合作主要集中在江苏、贵州、广西、云南等省份,其他省份、地区职业教育机构在参与数量上相对较少,同时,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高职院校、企业,而像合作办学、教育资源共享等深度合作,进展较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网络尚未建成。”

“另一个问题是学历互认工作宣传力度不足。比如中泰两国早在2007年就已经签订学历互认协议,实际上泰国200多所正规高校都应该纳入我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示的中泰学历互认‘白名单’,但目前‘白名单’尚未及时更新,名单里只有89所泰国高校。想要留学的学生经常会因为在‘白名单’中查不到相应高校而引发对中泰学历互认的质疑,从而影响学生留学的信心,也会对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产生负面影响。”李光宇的代表补充道。

“走出去,请进来”,支持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深度合作

针对以上情况,李光宇代表建议:“加大力度支持、鼓励中国高校和东盟职业教育院校在中国合作办学;鼓励国内应用技术型本科、职业本科、高职院校向东盟国家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经验与模式,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加大中国和东盟国家学历互认工作宣传力度,尽快更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东盟国家高等教育学历互认‘白名单’,减少双方学历互认阻碍。”

“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深度合作,战略意义重大,‘一带一路’建设注重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内短期的发展需求,而是要放置于全球视野下,中国高校要有充分的教育自信,并趁势而上,抓住发展机遇!”李光宇代表最后补充道。

全国人大代表牛三平:职业教育即将迎来春天

牛三平长期在教育一线观察到:职高教育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的现状,“条件差”“教师差”“学生差”的客观事实,往往导致学生就业从事低层次的技工类型岗位。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这类岗位多年后很可能被智慧化企业淘汰“下岗”。“这是我们发展职业教育时应该考虑避免的。”

牛三平建议:科学合理地制定职普分流比例,不要“一刀切”;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延长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我国主力劳动人口的储备期;让这些学生在高中阶段打好基础,通过高中进入大学,接受高职或者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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